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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分享她在德國所經歷的轉型正義旅程,並分享她對德國轉型正義的觀察。

圖片來源:花亦芬臉書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分享她在德國所經歷的轉型正義旅程,並分享她對德國轉型正義的觀察。 圖片來源:花亦芬臉書

德國轉型正義開講 借鏡台灣看見傷痛、共同面對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日前出版新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正義之路》,並於19日於台大集思會議廳舉行新書發表會。除了談到轉型正義的定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德國如何面對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轉型正義,其中還有談到德國現在正檢視的「加害者壓力創傷症候群」研究,希望透過德國經驗給台灣一個參考。

出版動機

對於出版這本書的動機,花亦芬表示,這是她一直都很想做的事情,起因於去年3月經由德國在台協會的邀請,透過外交部的協助到德國參訪公部門和NGO。花亦芬強調,此行她是以台灣學者的名義參訪,而德國介紹對外介紹也都是以台灣的歷史學者名義。

此行他們特地了解德國2次轉型正義的過程,在緊湊的行程中,有一位精神科女醫生來對他們介紹轉型正義,「她年紀相當大,稱自己是戰火下的孩子輩,」提到德國正在做的轉型正義,並已經處理到「加害者心理創傷」的問題。

加害者後代 6成以上德國人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花亦芬說,有一位德國知名精神醫生的父親是納粹官員,父親在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過世。這位醫生發現自己對德國過去的歷史沒有任何感覺,他直到1980年代末期才透過治療病患的經驗,聽著病患述說戰爭時期的故事,一邊聽卻一邊落淚,才意識到自己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從自身經驗開始,他與歷史學者合作,開始大規模調查整個德國和他同世代的人,才發現直到2012年為止,至少有6成以上的老年人或多或少有這種創傷壓力症候群,並呼籲德國精神科醫生集體投入這塊。

德國社會開始關注加害者創傷後症候群,牽涉到世代研究,開始有記者接著去追蹤這群「戰火下的孩子輩」,並試圖理解他們教養的孩子有沒有受到影響?

原生家庭影響深

花亦芬說,現在的德國是個人主義的社會,「但即便是這樣,還是看到親情在家庭中,若不能很流暢地互相對待、支持,其實原生家庭會有很多問題在世代間流轉。」研究發現,「戰火下的孩子輩」會有壓力創傷症候群,他們孩子也會有這方面的困擾。

花亦芬接著提到,台灣過去的轉型正義研究上,比較多做被害者研究,但其實加害者研究也相當重要,「需要很多層面去做,為什麼要加害、在他們心理上產生什麼影響?」花亦芬提到自己上個月去德國書店的經驗,發現加害者研究成為德國現在的「顯學」,他們今年書商得獎的作品叫做「說不出來的得說出來」,就是這樣的研究。花亦芬發現,德國儘管已經是經濟強國,是歐盟中最強的國家,但裡面其實是有洞的。

轉型正義的終極問題:什麼是民主社會?

對於轉型正義所要追求的目標,花亦芬說,其實問題在於「什麼是民主社會?」她說,不只是牽涉到政治、投票結果,「很成功民主社會的意涵著,大家要彼此互相看見,看見自己傷痕累累,看見別人的生命傷痕累累,願意一起去找出可以一起解決的方法,讓大家活的幸福。」

真正的民主社會,意味著社會整體願意看見傷痕,並知道人都會犯錯,並討論怎麼在社會中形塑出好的氛圍、好的見識高度,讓大家一起面對人都會犯錯的問題,「背後可能有非常複雜的原因,我想這是威權和民主很不一樣的地方。」

若是威權社會,一般人沒有機會去問「我過得好不好」,花亦芬表示,通常威權社會很high的時候,是國族主義催化下去的時刻,但這樣要樹立敵人,「很開心我們打敗敵人了。」而民主社會要看到大家願意好好過日子,「在大家看到彼此傷痕的時候,願意一起找出療癒傷痕的方式,互相看到,人會做錯事,怎麼處理傷痕。」花亦芬坦言,在這次德國轉型正義研究中,「這是我收獲最大的地方。」

318之後的台灣社會

「318之後台灣政治生態環境起了非常大的變化,」花亦芬身為在大學教書的老師,很深刻看到接受最大衝擊的,來自過去可能是加害者集團的後代。她說,「有些學生很明顯告訴我,他們在外面參加的活動不會對家裡的人說,還有人感到困惑,還有人告訴我說家裡面的人非常反對參加抗爭。」她發現,其實爸媽被小孩子煩到沒辦法,才告訴小孩,「我們家是白色恐怖的家庭。」小孩才驚覺,「向來我們家鐵藍不批評政治跟政府,為什麼作為受難者卻是這樣的反應?」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中)分享她在德國所經歷的轉型正義旅程,並分享她對德國轉型正義的觀察。 圖片來源:馮紹恩攝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中)分享她在德國所經歷的轉型正義旅程,並分享她對德國轉型正義的觀察。
圖片來源:馮紹恩攝

世代溝通出現「鴻溝」

這樣教書的經驗讓花亦分看見台灣年輕人,其實有很多沒有辦法跟家裡溝通的東西,「這事我一直放在心中,」花亦芬提到,在318的過程台大歷史系停課,並在台大傅鐘(傅斯年鐘)辦了臨時講堂,「我去演講的時候很多家長來,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孩子突然像脫韁的野馬,」她呼籲家長好好跟孩子談一談,親子間談一談過去,「小孩不是不願意理解,也不是願意對話,而世代有很大的鴻溝跟斷裂面。」

親情和轉型正義的糾結

其實德國也有面對相同問題,花亦芬特地將德國的六八學運,那是20世紀中最清楚的一個斷裂,當時的年輕人告訴老一輩的說,「我們不想走你們的路,不想背原罪繼續走下去。」花亦芬說,其實書中希望大家看到,在面對轉型正義的時候,親情糾結是非常大的問題,我們很難去譴責人們,為自己父母辯護是錯誤的,「儘管為父母辯護很重要,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對過去歷史的理解。」

德國總統樹立高度 為轉型正義定調

德國有位總統魏茨澤克,1985年,也是終戰40週年在德國國會發表了一場演講,為德國的轉型正義定調。他的父親其實是納粹高官,曾參與將猶太人送到奧茲維茲集中營,並被送往參加紐倫堡大審。

當時的魏茨澤克,他選擇為自己的父親出庭辯護,但即使這樣父親仍被判刑5年,但魏茨澤克並沒有因為父親遭受判刑而唾棄轉型正義,反而從這經驗中了解到德國一定要踏上轉型正義的路。花亦芬說,「親情的部份他做了,但他政治上的道德良知也很清楚知道社會應該要往轉型正義的方向走。」德國轉型正義能夠順暢,魏茨澤克總統樹立的道德高度起了很大的作用。

轉型正義中受害者的態度

Fritz Bauer,一個猶太人,他是法學素養非常好的人,在希特勒剛開始弄集中營時,他參與左派政治運動,就被關進去集中營8個月,後來逃到挪威、瑞典,從事反希特勒運動。他在1949年回到西德,其實在那年代敢回西德的猶太人很少,因為大多數人民都停留在迫害猶太人思維中。他很清楚自己不是要回去報復,而是要找尋自我救贖之道。

花亦芬說,從他的故事中,可以看見「當人要從黑暗糾結記憶中走出來,必須做比自己更大的事,超越個人受困的侷限,要做的更大,讓痛苦有真正可以安定的、超越的、昇華的框架。」所以Bauer下定決心幫助德國成為真正的民主法治國家。

他面對到「愛國、叛國」的問題,應該如何幫助被希特勒定罪為判國的人平反?他認為必須從法治的層面,唯一辦法就是透過正當的法律程序,讓德國在法治情況下,處理什麼是愛國或叛國。Fritz Bauer闡述反對希特勒遭判的人,他們的作為是進行了「公民不服從」的行為,他定義了納粹是非法治國家,並幫助西德以真正法治國家的姿態面對過去歷史。

面對轉型正義:回頭是岸

面對複雜的轉型正義,花亦芬說,可以用簡單一句話形容:「回頭是岸」,若開始為社會設立良善公益的價值,很多事情會隨著我們把轉型正義處理好,慢慢社會可以不一樣。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因為受傷的心走不遠,為了走更長遠的路,必須處理這些東西。

花亦芬更簡單為轉型正義下定義,她引用了國際轉型正義中心定義:「幫助轉型正義的社會處理過去人權遭受侵害的過往,以此促成社會的公部門是人民可以信賴和捍衛人權的機構。」(馮紹恩/台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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